如何认识外国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这需要把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置于辽阔的文学背景上来审视。20世纪伊始，中国文学便别无选择地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课题面前：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转型基本涵盖了文学的诸多方面，但细究起来，它并不以作家自身对传统文化——文学的薄待或尊敬为依据，而是另有更深刻的缘由：其一，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它正在逐渐丧失自己所赖以生息的床，它已处身新的时空之下；其二，从传统文学自身的发展史来看，它已度过自己的黄金时代，而进入了“黑铁时代”，临近衰亡，要使文学焕发其强大的生命力，创造求变、弃旧图新是硬道理；其三，一个巨大的参照系此时正在传统文学面前展现出来，这便是外国文学的“东渐”，中国文学来自它的影响由此日见弥深，它迫使中国文学必须对此予以思考和回应。
导致文学转型的缘由，往往还包含更为复杂、隐秘的成份。但上述几点，却从根本上对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给予支持。这一切，我们理所当然地可以视为中国当代作家在创作中所凭借的一道远背景，而这远景上就有“外国”。
然而有意味的是在当代写作的“近景”中，我们和历史又在“螺旋”里不期而遇。现代文学转型的三大支撑在当代文学中再度生效。和我们所能眺望到的远景一样，在当代作家写作的近景中，我们回避看见了“外国”：意识流、存在主义、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外国，正是外国，刺激着我们，发酵着我们，同时也启示了我们。那么传统呢？传统却无力拯救它的后继者：它已被我们亲手破之，批之，革之，踹之。当代作家中的新生代所要面对的传统更是惨不忍睹，他们几乎无力缝合那已被弄碎的传统了。或者说，今天聒噪者所轻松吹送的传统文化，因为那么多的难言之隐，已拒绝着这一代人，无论它事实上还有多少哺养能力。很多人在道理上早已听说过扎根于民族传统与文化就能结出硕果，可实际情形是，他们提着发达的根系而无处可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与其说反叛，不如说尴尬。而这一艰难处境中，传统文化要在这一代人身上断裂（无论在多大程度上），那只能是它的命数，既然它曾造就了那么多它的刀斧手、掘墓者。这一代人是被迫的，无辜的。
因此，如果当代中国作家在讨论自己的创作时，不慎陈列了几个外国作家的名字，那既不值得愤愤，也无须太过忧患，尤其犯不着一概“大雅云亡”。既然已经把传统从他们那儿强行夺走了，就给他们一点儿外国吧，总比两手空空、两眼茫茫要好些。虽然他们已痛失那么多传统，可命中注定，他们将历史地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当代作家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否是“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呢？（参见《中华读书报》1998．10．28，11版伍立杨《要辩证，不要狂悖》一文）这里至少应澄清两点：一是受影响并不等于“取法”。影响是一种复杂、多向（包括反向）而微妙的心理过程；“取法”则简单多了，为效仿之义。其二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学间的交互影响，大都是通过各类译介实现的，有些甚至经由好几种文字的转译。然而这也并未妨碍阿根廷人博尔赫斯声称自己深受中国老庄的影响（那可是战国时代的大师），而美国人托马斯·品钦（其实远不止此国此人也）又特别推崇博尔赫斯，在欧亚各洲热爱哥伦比亚人马尔克斯者也数不胜数……按“仅得其下”说，这些受影响者、推崇者、热爱者们，如能“仅得其下下”就足够走远的了，而事实却恰恰并非如此。这便是“影响”的微妙之所在。如果由于当今的市场运作出现了一批下三滥的外国文学中译本，就立马迁怒于整个外国文学译介、研究和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顶多也就图一时之快感罢了。
真正堪称优秀的文学属于全人类，人人都有权受其影响。它在本质上是无国界的，尽管在出界、入界问题上还存在种种难处。但那也只是个费尔巴哈式的“无限接近”概念。若能从这一意义上思量外国文学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影响，则起码不至给当代作家添乱；若同时还能再细致点儿，深入点儿，考虑到受不受外国影响是一回事，修没修中国文化是另一回事，在这两者间不人为筑墙，——那可就功德莫大焉，说不定因此“大雅云作”呢。
 |
